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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案”谈检察监督机制

日期: 2018-11-21 来源: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    作者: 袁小安

  

  “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再审宣告无罪,这一案件已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该案从案发到至今,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这迟到的正义,让听到的每一个人都发出深深的感慨。作为一个检察干警,思考更多的是这种错案是如何发生的?根源在哪里?张家人十年不间断的申诉,无数次的往返在申诉路上,为何又一次次失望而归?

  通过《今日说法》栏目了解到,“张氏叔侄奸杀案”能够在十年后得以启动再审程序,当时一个快退休的张检察官作了很多的工作。正是他的努力,当时与张氏叔侄同监关押的袁莲方作伪证的事实才浮出水面。张检察官在接受采访时,很坦率的表示,刚接触这个案子时,他也并没有多大的把握认为这个案子是一个冤案、错案,因为很多被关押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但是张检察官提到,他自己小时候曾被人冤枉偷了别人家的西红柿,还被强迫去指认在什么地方偷的,他很了解被人冤枉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正是这样的经历,才让张检察官更加了解,一个被冤枉的人那难以言说的苦楚,才更增强了他作为一名检察官公正执法的责任心。

  这个案子中有一些巧合,张高平碰巧在狱中阅读了一种法制报刊,登有袁莲方作伪证的案件,碰巧遇到了一个曾经被人冤枉偷西红柿的好检察官,碰巧作伪证的“袁莲方”没有变成“李莲方”或“刘莲方”,该案才有了关键性的转折。那么,如果张高平所在的监狱没有给被关押人订阅这样一份报刊,即使订了,而张高平没有看到,即使看到了,却没有一个曾经有过被冤枉偷西红柿经历的张检察官,即使有这样一位检察官,彼案件作伪证者并不叫袁莲方,还会有今天张氏叔侄被宣告无罪的公正出现吗?

  张高平在再审宣告无罪之后,掩面痛哭,然而记者采访他时仍说:我始终相信法律是公平的。当我们听到这句话从一个蒙冤十年的人嘴里说出来,不会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吗?人民群众把权利交到我们手中,对我们给予了多么大的信任,又寄予了多么厚重的期待啊!

  为什么个别公安侦查人员在“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中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没有被检察机关法定的侦查监督机制及时发现?

  为什么最初酿成的错案恶果,竟然在公、检、法三家相互制约的办案机制下开出“结案下判”之花?

  为什么这起让中国司法界再次蒙羞的冤案,最后发现却是得益于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

  “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的教训之深刻,当地检察机关负责人事后所说:“我们检察机关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一语中的,令人三思!本来“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当地检察机关3次“退补”,很可能在检察机关这一诉讼环节,使该案得以纠正。可惜的是,“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这一人命关天的疑案最终却在“超期羁押的压力”下勉强起诉。这充分说明,当地检察机关不是不能发现问题,而是在侦查监督的机制上还存在不完善。因此,作为检察机关的干警,使我们不得不对防止这类错案再度发生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重新给予审视。

  笔者认为,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必须在现有的侦查监督机制上,再作必要的完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完善立法,尽快制定统一、明确的司法解释,为强化法律督提供法律保障

  一是尽快补充完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尚未完善和健全的有关内容及应有的保障性规定。如在立案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立案监督不仅包括“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面且要包括整个立案活动的全面监督;同时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建议书》的法律效力,及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对拒不接受监督单位和个人有建议处分权。在侦查监督上,要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知悉权;要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参与权;要明确提前介入的法律地位;要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建议权;要明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处分权。在审判督上,通过同法解释规范法庭外调查权,确定庭审过程中法院有明显违法时,检察机关可当庭纠正,并赋予检察建议休庭权;在判决裁定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的审理期限,防止久拖不决;在民事行政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检察院参与诉讼权,明确同级人民检察院有抗诉权。并且赋予监督的多种方式,如明确检察建议在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法律地位等等。

  二是尽量细化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监督相配套的有关*作细则。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尽快制定立案、侦查、审判、判决裁定、执行各诉讼环节的监督细则、规则,交由全国人大审核发布,使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三是鉴于目前检、法两家司法解释互相矛盾和公、检、法、司各行其是的现状,建议全国人大统一司法解释权,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明确规定司法解释的归属,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确保司法活动的高度统一和公正。

  二、要不断强化检察机关的“代位侦查权”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职能不能仅停留在与侦查机关的“案卷移送”形式上。特别是在审查逮捕环节,对于像“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一样多次退补仍不能查明事实的案件,检察机关就应当启动自行侦查权的法定职能“代位侦查”。这样,一则可以避开原侦查机关个别办案人员由于非法取证人为制造的“冤案壁垒”。因为,认识上的过失可以得到原谅,违法行为就会存在刻意隐匿的故意;二则可以让蒙冤在身的犯罪嫌疑人在其认为公正的办案环境下,采用投诉的方式将个别侦查人员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行为给予揭露;三则可以使案件事实在全新侦查思路的指导下得到全面、及时的查明。虽然现行《刑诉法》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作了限制性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对如赵案这样被个别侦查人员人为干扰的错案,如果说检察机关能启动自行侦查权的法定职能“代位侦查”,就可能有效地查明事实真相和个别侦查人员存在的刑讯逼供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的机制,不能只停留在被动地对侦查机关的口头或书面建议上,应当通过具体的、带有主动性的办案活动才能在实际上对相关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活动监督到位。这个侦查权应区别于立案管辖的侦查权,它的启动只能针对有立案管辖权的侦查机关已立案侦查的案件,在提请检察机关批捕或起诉时,有可能存在错案因素的相关案件,定义上可称之为“代位侦查权”。

  三、要不断强化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终止诉讼地位

  目前在现行法律中,虽然检察机关对于刑事诉讼拥有不诉权,其中也包括了对“疑罪从无”的诉讼终止不诉权。但是,笔者认为如何在法律上进行强化,就是一个监督权威的问题。首先,我们不能单纯地理解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终止权就是侵犯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即然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且在刑事诉讼中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诉讼环节,那么对于无需继续后延的刑事诉讼,检察机关就可以有权决定终止诉讼。因此,检察机关不能仅仅在审查起诉环节,才能对刑事案件行使“疑罪从无”的诉讼终止不诉权,其触角还须前伸至审查批捕环节,对于久侦难结的案件,对于因现时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取得直接主要定罪证据的案件,法律就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在该环节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拥有撤销其案件的决定权,不能再退回公安机关再作无效的“补充侦查”形成“推磨案”。“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的最终铸成,就是因为公安、检察双方在无休止的“案卷旅行”中,给彼此形成的“超期羁押压力”下,勉强批捕起诉的。如果检察机关拥有撤销案件的决定权,赵案就有可能在检察环节画上句号,真正发挥其“错案过滤网”的效能。当然,即算是被撤销的案件,一旦日后发现有新的定案证据,照样可以重新立案侦查。笔者认为,此举才能真正树立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威,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又可能防止错案的发生。

  四、要建立审查批捕、起诉“零口供”的证据审查机制

  口供,是我国现行法定证据种类中最容易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发生变化的不确定证据。因此,我们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起诉的工作中,只有在审查操作规程上相应建立严格的证据审查机制,才能在这个监督环节避免在“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中出现的:当地检察机关能够认识得到错误,却无法做到纠正错误的“误区”。笔者认为,在具体审查批捕、起诉的工作中,应建立有意识地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排除在其定罪证据之外的审查制度,只对其他包括证人证言的客观证据的来源、真伪、法律性进行审查。而对犯罪嫌疑人只作侦查环节是否存在有刑讯逼供行为的例行询问,不要求其对犯罪事实部分作“自证其罪”的所谓交待。因为认罪态度不应是检察机关认定犯罪事实的考虑范畴,它只是人民法院在量刑时的一个酌定条件。反之,如果犯罪嫌疑人越是对侦查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服,就越能提醒检察机关去发现有可能存在的错案。所以,在现行法律没有要求我们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作类似西方的“米兰达告诫”的法定规范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对“不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暂作内部规定。在“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中,如果当地检察机关严格掌握了“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排除在定罪证据之外”这一内部规范,那么就算“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在公安个别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下,虽有几次认罪的口供,检察机关也能够依据“尸源不明”这一尸检DNA直接证据的缺失,坚持其“零口供”的内部定罪批捕、起诉规范,杜绝“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一错再错”的发生。

  五、探索“侦检一体化”模式,增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的监控力度

  一是以遵从司法规律、提高效率与保障人权的高度一致性为目的,建立侦、检一体化刑事司法模式,突出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的引导、指挥、监督权,实行司法警察与治安警察分离制度,对现行公安管理体制进行分流重组,将司法警察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分离出来,使其接受检察机关管理、指挥、领导、监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防止行政干预司法现象的发生,才能保障整个刑事司法体制持续高效运作

  二是完善管理机制,强化法律监督。主要是完善各诉讼监督的责任管理制度、各诉讼监督的工作制度、各诉讼监督考核奖惩制度以及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使其更加符合具有检察特色的管理方式,保证各诉讼环节上的监督工作有效开展,防止监督过于形式化,过场化。

  三是加强检察理论研究,为检察改革提供有力的法律理论支撑。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检察体制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检察机关要将现行检察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背景重新审视,在横向和纵向的立体比较中,立足于中国国情,认真探索司法工作规律、检察工作规律,得出共性的普遍的结论,用以指导检察工作的深入发展。

  当然,我们今天反思“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的教训,不是放“马后炮”,其目的还是要寻找“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蒙冤的“漏洞”,切实做到“亡羊补牢”。在现行法律规范下,只有进一步强化和健全侦查监督机制,才能使之在严格的操作运行中,真正做到杜绝类似“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致人死亡案”的冤情发生,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



责编: 江世炎     审核: 江世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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